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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世俗化问题   世界宗教文化

1.关于世俗化的定义
   尽管世俗化的问题得到众多宗教社会学家的关注,但对于什么是世俗化,世俗化的原因,世俗化的结果等等,学者们并无一致的看法。
   世俗化(secularization)一词的拉丁语词根saeculum本身就有一种含糊的意思。它既表示一段长距离的时间跨度,又可用指魔鬼撒旦统治下的此世。而世俗化一词的使用,也曾有一个变化的历史。它最初用于宗教战争结束之时,表示原被教会控制的领土或财产从教会手中的转移。在罗马教会法规中,这个词又表示有教职的人回归世俗社会。后来,在反教权主义的圈子里,它开始被用来表示现代人脱离宗教保护而获得自由,而在与传统教会有关的圈子里,它则作为“异教化”、“非基督教化”的代名词受到攻击。
   世俗化一词的这种语义学上的歧义和使用史上的正反含义,似乎为当今学者们的众说纷云增加了一种有趣的证词,当然,也为我们的探讨带来了一些有益的启迪。在对世俗化的讨论中,美国学者拉里·席纳尔(Shiner,Larry)的理解大概最为全面细致。
   席纳尔在题为“经验研究中的世俗化概念”一文中,认为世俗化具有六种含义。第一表示宗教的衰退,即指宗教思想、宗教行为、宗教组织失去其社会意义。第二,表示宗教团体的价值取向从彼世向此世的变化,即宗教从内容到形式都变得适合现代社会的市场经济。第三,表示宗教与社会的分离,宗教失去其公共性与社会职能,变成纯私人的事务。第四,表示信仰和行为的转变,即在世俗化过程中,各种主义发挥了过去由宗教团体承担的职能,扮演了宗教代理人的角色。第五,表示世界渐渐摆脱其神圣特征,即社会的超自然成分减少,神秘性减退。第六,表示“神圣”社会向“世俗”社会的变化。①
   席纳尔的理解概括了世俗化的全部含义。但如果考虑到世俗化一词词根的含义和其使用史,如果再概括提炼一下席纳尔定义的六种含义,似可认为,世俗化就是非神圣化,它意指一个漫长的社会变化过程。这个过程涉及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的变化,即指人类社会各个领域逐渐摆脱宗教之羁绊,社会种种制度日益理性化,二是宗教本身的变化,即传统宗教不断调节自身以适应社会世俗化。
   这个定义有三方面的考虑。首先是强调了世俗化的时间跨度。尽管世俗化源于何时并无定论,但世俗化并非一日之寒,它是人类发展史上一个漫长的历程,这一点大概不会引起任何歧义。其次是社会的世俗化,这个考虑是以人类发展的史实为前提的。人类的历史也是宗教的发生发展史。以西方社会为例,基督教自4世纪成为罗马帝国国教之后,西方社会在后来的一千多年中,一直处于它的统治之下,虽然时有世俗王权与教权的纷争,但还是教权占了上风。基督教统治的鼎盛时期被称为“信仰黄金时代”。然而,当人类社会进入近代后,随着工业的发展,科技的腾飞,人类自我意识的上升,传统宗教的势力范围在日益缩小,最终在“工厂门前止步了”。①第三是传统宗教自身的世俗化,即宗教从内容到形式,从组织到礼仪的一系列变化。这种变化的特点,一言以蔽之,即传统宗教神学教义中的神圣性质、宗教组织的神圣成分、宗教礼仪的神圣气氛越来越少。
   当然,对世俗化定义的任何一种思考,都以对宗教的定义有关。笔者认为,宗教是一种以对超自然、超人间的力量或神灵之信仰与崇拜为核心的社会意识,是通过特定的组织制度和行为活动来体现这种意识的一种社会体系。作为一种社会意识,社会是宗教存在的基础,宗教必然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作为一种社会体系,宗教只是社会总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总体系的变动也必然牵动宗教的变动。反之,宗教的变化也会影响到社会的变化。这是对世俗化定义之思考的基础。
   2.关于世俗化的表现
   世俗化是人类社会变化的一个过程,是整个社会不断向现代化迈进过程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是现代化过程的必然结果。这个过程是漫长的,也是全球性的。因此,只要观察人类社会的历史,就可以看到世俗化的种种表现。
   一般而言,世俗化最先出现在经济领域,但它在现代社会内的分布是极不均匀和极不平衡的。不同的个人、群体、国家所受的影响是不相同的。就个人而言,受世俗化影响的程度,男人强于女人,中青年人强于老年人,城市人强于农村人。就职业而言,与现代工业生产技术直接联系的阶层如工人,强于传统职业如手工艺人、小店主之类。就西方宗教的信仰者而言,新教徒和犹太教徒强于天主教徒。就国家而言,西方世界强于东方世界,当然,这是相对而言的,是与各国的地理位置、发展历史的不同与复杂密切相关的。就在西方世界中,欧洲各国情况又与美国的情况极不相同。
   在欧洲,传统宗教日薄西山每况愈下。相信上帝存在,相信天堂、地狱、来世,积极参加宗教活动的人数日益下降。以法国为例,从历史上看,法国是一个天主教国家,但现在只有一半人相信上帝存在,相信天堂地狱的人则更少,难怪有的神学家呼吁现在的法国是需要传教的国家。美国情况则相反。从现象上看,美国宗教处于发展的上升阶段,参加教会仪式及各种活动的人员多,对宗教组织的捐款慷慨大方,各种新宗教方兴未艾。对此,许多宗教社会学家看法不一。例如德国学者托马斯·鲁克曼(Luckmann,Thomas)认为,欧洲各国宗教衰退状况与美国宗教相对的蒸蒸日上都是世俗化的结果。其不同只是在于,欧洲的教会未经过来自内部的激烈变化,因而由于社会世俗化,教会遭到了明显的挑战。而美国是个移民国家,因其历史和宗教史的独特性,任何宗教在这个国家立足的过程中都已经过了自身内在的变化即美国化,也就是把自身与美国人共同的“美国梦”联系在一起了。因此,美国宗教实质上是世俗化了的宗教,是现代化的产物。
   关于世俗化的主要表现,我们可以从社会与宗教这两个范围来讨论。人类社会大规模的世俗化始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与之相关的启蒙运动,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浪潮,大大加快了社会世俗化的进程。政教分离的原则(包括教育与宗教的分离、法律与宗教的分离)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启蒙运动带来的人类理性的升值,个人地位的上升,自我意识的加强,使曾经作为主要的行为准则和价值根据的传统宗教贬值。另外,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也降低了传统宗教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在改变了人们生活方式世界观的同时,也改变了社会的结构。
   东方社会的世俗化尽管起步晚速度慢波折多,但随着西方殖民者的入侵和西方文化的涌入,不论在伊斯兰教、印度教,还是儒教文化圈内,都出现了许多政教分离的国家,这些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也加入了世俗化的潮流。
   在宗教自身范围内,可以说基督教较为典型。在神学教义方面,基督教面临的危机是具有世界性的。这种危机是指传统基督教对于实在的解释,已遭到了人们普遍的怀疑。对此,天主教与新教所采取的反应不同。天主教虽然一直抵抗现代化与世俗化浪潮,但其内部在20世纪初仍出现各种形式的现代主义运动和强烈的自由化思潮。1964年梵蒂冈第二届公会议宣布了“普世主义”教令,并强调教会内部改革,提出了教会必须“赶上时代”的主张。于是,在罗马天主教内出现了一系列变化。例如在教义上第一次明确宣布天国在此世,使消极等待天国降临、鄙视人世一切的态度变成了积极涉世、干预生活、建设此世的态度。又如,教皇约翰一保罗二世对教廷当年迫害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道了歉。最近梵蒂冈城国宣布与以色列建交,表示了天主教与犹太教的和解。新教几乎从一开始就采取了适应时代的态度。19世纪前出现的虔敬主义用种种形式的情感主义代替了客观教义,使被视为绝对真理的教义相对化。19世纪后出现的新教自由主义神学不强调基督教传统中的一切“超自然”成分,而是从进化论的角度去理解宗教史;从理性和伦理的角度去理解耶稣的人格,以积极乐观的入世精神去理解基督教的作用。除此之外20世纪出现的各种新神学流派:世俗神学、经验神学、过程神学、妇女神学、黑人神学、生态神学等等,都是神学界对现代多元世俗社会作出的反应。在宗教组织机构方面,新教废除天主教等级森严的僧侣制度,提出人人皆可为教士的口号,就是对现代社会个人价值日益升值的适应。基督教的组织机构已成为社会机构中的一类,因而其内部的科层化,外部的世俗化已不可避免。就神职人员而言,务实已是其重要品格之一。在礼仪方面,从繁琐走向简单是主要的倾向。不少天主教会已很少举行坚振仪式,洗礼、婚礼也越来越世俗化。教会活动更像社会活动,如教会举办的老人俱乐部、婚姻咨询处、母亲育儿班、旅游观光等,在实际上都与宗教信仰关系不大。有些教会已成为同乡会或团契一类的组织。利用现代化一切成果,已是当今各宗教组织的共同特点。开办电视教堂,用电话传教,用计算机传送经文……甚至连现代教堂的外观与内部装饰,也采用了现代建筑风格和艺术手法。此外,许多新教主流教会中的自由派,在承认同性恋者具有平等权利,接受妇女担任神职,反对教内的种族隔离现象,承认不同信仰者或有信仰与无信仰者皆可通婚,赞成避孕甚至堕胎等方面,也有了巨大的进展。
   在此应该看到,各宗教自身世俗化的程度和形式是不同的。在伊斯兰世界,宗教与国家和政治纠缠在一起难解难分,有些学者以此为不赞同伊斯兰教世俗化的理由。的确,伊斯兰社会的现象具有与西方社会不同的特征。但如果我们将现代伊斯兰教与穆罕默德时代和四大哈里发时代的伊斯兰相比,我们会发现许多的不同。很多穆斯林也认为,现在人们的信仰已偏离了早期伊斯兰教的教义原旨,随社会的发展,伊斯兰教吸收了新的成分,或对许多原来没有的东西作出了新的解释。
   总之,从全球范围看,社会世俗化的趋势是将传统宗教由社会生活的核心移向了社会生活的边缘,使它不得不向在信仰有选择自由的“顾客们”推销自己。于是,传统宗教就不得不为此而改变自己去适应“顾客”,宗教活动就得受到市场经济逻辑的支配。
   这种种变化,使世人对传统宗教大有“江河日下”“日薄西山”的感觉。以基督教为例,1989年,全世界有基督徒164400 万,比1900年时的55800万增长了2.95 倍,但是与此同时的世界人口总量增加了3.1倍。这个差别虽然微小,但却说明基督徒的人数与总人口的比例呈下降趋势。1900年时,基督徒占世界总人口的34.4%,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每10年0.4%的速度下降,其中东正教信徒下降的幅度从1900年占世界人口的7.5%,下降到1970年的3.1%(在此不能不考虑到十月革命的作用);新教徒人数在70年代后也开始连年递减,在欧洲、北美洲、大洋洲则呈直线下降趋势。以北美洲为例,1970 年时新教占该洲总人数的60.9%,1975年占57.2%,1980年占54.2%,1989年降至50.3%①。
   当然,传统宗教的这种衰落还表现在信徒的宗教情绪低落,宗教观念淡薄相信传统信条、教义的人减少,对教会依赖程度减弱,进教会参加仪式的人数减少,捐助教会事业的金额减少等方面。
   面对这种状况,神学家们似乎也只能这样说:“彻底的世俗化本身,可以变成超越与对神圣恩典的意料不到的启示之机会。”②以此来号召教徒对前途充满信心。
   3.关于世俗化过程的自我限制特征
   已成为全球现象的世俗化洪流是否会在人类社会全面地、永无止尽地席卷下去,直到将宗教的神圣特征冲刷干净,使社会成为一个无宗教的世界呢?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也是值得探讨研究的问题。笔者认为,一方面世俗化洪流势不可挡,不会止步,另一方面,在这滚滚的洪流中,又会出现一个个的旋涡回流、或浅滩深潭。它们使前进的洪流或倒转或驻足。这些旋涡回流、浅滩深潭与主流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世俗化过程正是具有这种特征,即自我限制的特征。这一特征采取了两种基本的表现形式;即伴随世俗化过程出现的宗教复兴与宗教创新。
   (1)宗教复兴。宗教复兴也就是旧宗教传统内部新教派的出现,其特点在于,新出现的教派在其信仰、组织结构和教义仪式方面,并未完全脱离其母体,但由于对其母体因各方面形成的状况不满,而另立山头,提出一些更为激进的主张,采取一些相应的行动,以达到恢复其宗教原初本性的目的。宗教复兴在世界各大传统宗教中屡见不鲜。
   19世纪末叶,在美国出现的基要派是一个典型。在历史观方面,基要派反对社会和宗教的世俗化倾向;在神学观方面,反对一切自由主义和现代主义神学;在价值观方面,反对世俗的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在自然观方面反对进化论学说和生物、遗传工程;在宗教观方面,反对一切与自己观点不同的宗教与教派。该派提出的口号,即坚信《圣经》无谬误、童贞女生子、基督道成肉身替人受过、基督肉身复活、基督将亲自复临,是对当今科学对宗教之沉重打击的反击。到本世纪80年代,全世界持基要派观点的新教徒已达500万人。在天主教方面教皇保罗二世上台后,梵蒂冈第二次公会议后的改革已逐渐放慢速度。
   伊斯兰教社会在本世纪初出现的复兴运动也是一个典型。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宗旨是回到《古兰经》和圣训上去,恢复伊斯兰教在社会政治、经济与生活中的支配地位。本世纪20年代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是这一运动的先驱,而70年代末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将它推向了空前的顶峰,它使伊朗全面复活了政教合一的神权统治。如果说10年前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只还是地区性的,那么今天的伊斯兰复兴已成为一种席卷伊斯兰世界的浪潮。
   佛教的复兴尽管不象基督教与伊斯兰教那么引人注目,但在亚洲一些国家如印度、斯里兰卡、日本等国,50年代曾掀起过佛教复兴的高潮,进入80年代后,佛教的复兴运动仍在一些国家继续。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宗教在前苏联和东欧的复兴:被拘禁被流放的教会领导人相继被释放;被没收的教会财产,被占用的教堂归还了宗教团体;上教堂的人日益增多;宗教学校、宗教书籍受到更多人的青睐。目前,前苏联和东欧的主要基督教派别东正教、天主教、新教和一些古老的教派,以及中亚的伊斯兰教都空前的活跃。同时,我们还听到印度原教旨主义者对其政府世俗主义政策的指责,日本复活国家神道教者的呼声,犹太教极端正统派对犹太教世俗主义派别的谴责等等。
   尽管这种种的复兴有其自身不同的历史根源、社会根源与文化根源,而且对它们的评价也不能以简单的“进步”、“革命”、或“倒退”、“保守”来定论。但若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它们的出现以及它们的主张、口号、行动,都与社会的变化和宗教自身的变化密切相关,都是对现代社会和传统宗教的世俗化的抵抗,也都是在为其宗教在现代社会中寻求出路,这一点大概是无可怀疑的。
   (2)宗教的创新。所谓创新,是指创造新的信仰,这种信仰或是在传统信仰之基础上进行的创新,或与传统信仰没有任何关联。这类新信仰及其表现形式常被研究者统称为“新宗教”,事实上,并非所有的新信仰都能发展成为新宗教①。我们在此指的新宗教可分为两类,一类是19世纪在美国出现的一批与传统基督教不同的教派,如摩门教、基督教科学派等等,另一类是特指本世纪五六十年代后出现的与传统宗教关联较少的宗教团体,它们主要出现在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据估计,美国、日本的各种新宗教团体大致以每年近百个的速度增长。这类新宗教实际上有许多只能称为“膜拜团体”(cult)。我们可根据其对待现实社会的态度将之分为三种:第一种否定或敌视现实社会,视现存社会秩序为腐败堕落,因而在行动上多采取怪诞偏激的方式与世俗社会抗衡。人们熟知的人民圣殿、大卫教派均属此种。第二种肯定现实社会,希望在社会生活中获得各方面的成功,日本日莲正宗创价学会等即属此种。创价学会将“真、善、美”的追求改为对“利、善、美”的追求,承认个人的利益,鼓励积极涉世,因而吸引了许多社会地位低下的民众。第三种专注于灵性的修炼,与世无争,例如新五旬节派、新灵恩派等等。
   一般而言,新宗教在教义的解释上比较自由化与实用化。其许多信徒比传统宗教信徒在信仰上更加狂热并且有献身精神,而且这类狂热更多是出于对其卡里斯马式的领袖人物的崇拜。在行为方式上,许多团体都标新立异,具有某种反对传统,反对既定道德规范的倾向,有的拒绝药物治疗,有的拒绝现代生活方式;有的要求信徒背弃家庭,隐居于森林湖畔;有的甚至群居乱交。当然,许多新宗教团体由于过份与世格格不入,因而犹如过眼烟云转瞬即逝,但是有的也发展迅速,甚至成为国际性的组织。
   尽管新宗教与传统宗教在许多方面完全不同,但二者仍有其共同点,即它们都是时代的产物。传统宗教提供的对实在的解释,无疑是适合它产生的那个时代的。由于它们并非是为现代文化所设计所要求,它们必然与现代文化不相符。相反,大多数新宗教则总是在某方面与现代文化要求相符合,总能满足现代人某些方面的要求,因而它们能对传统宗教因世俗化引起的衰退,提供一整套的补偿。
   传统宗教与现代思想文化相悖的典型表现,是其教义与科学发现的冲突,而新宗教在这点上就不同。以摩门教为例,在《圣经》权威受到现代科学严重威胁之时,19 世纪由美国人史密斯创立的摩门教就十分注意吸收已为人们所知的常识。摩门经中犹太人活动的地盘,已不止是地中海一带,而是把新发现的美洲大陆乃至西半球全包括进去了。此外,新宗教在组织形式等方面也具有吸引力。如19世纪后期由玛丽·贝克尔·爱迪创立的基督教科学派。尽管该派认为物质是虚幻不实的,只有上帝或精神是无限的;治疗疾病的唯一方法是信仰。但是该组织除了是一个宗教组织外,它还是一个由得到认可的医生组织起来的医疗体系。加之它对世界持一种乐观、进取和积极的态度,从未退出世俗事务,并把拥有健康的身体看成是获取世俗财富和社会成功的条件,因此它吸引了众多的信徒。
   有的学者认为,新宗教的出现是世俗化过程的主要象征。其理由是,现代社会为信仰提供了一个超级市场,由于社会的世俗化,这种种信仰都不能成为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之主流,都不可能再拥有象基督教曾支配过社会一切方面的那种能量,它们只能是各种对社会来说并不重要的消费品。这种看法虽不无一定道理,但这种看法使人忽略世俗化与宗教创新之间的某种联系,忽略了新宗教这一社会现象中的种种差别。根据这种看法,不会停止的世俗化过程必然不断地造就出大批不再有信仰的人,这些人既然对传统宗教失去了兴趣,从逻辑上说,也不会对任何一种新的、能称为宗教信仰的东西有意。因此,应该说,在传统宗教衰落时,新宗教也处于低潮才符合上述看法的推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美国宗教社会学家斯达克(Stark,Rodrey)和贝恩布里基(W·S·Bainbridge)曾对美国50个州的新宗教运动作过一系列调查统计,他们发现新宗教成员增长率与传统教会成员增长率的比例为负值(-.37),也就是说,新宗教繁荣之日,正是传统宗教人员急骤下降之时。可从历史上找到和以上统计数字相符的史实,即基督教的早期历史。基督教最初也只是许多膜拜团体之一,而它的出现正是罗马多神教信仰走向衰亡的时期。因此,笔者赞同这样的结论:在世俗化过程中,传统宗教越衰弱,宗教的创新就越有可能出现,而且这些创新宗教就越容易被日益增多的正在寻求新的信仰替代品的人们所接受。宗教的创新不是世俗化的象征,而是对世俗化的一种反动。
   世俗化的自我限定特征所采取的上述两种形式,对世俗化的抵抗在许多方面是不同的。首先是宗教复兴与宗教创新所出现的背景不同。一般而言,当传统宗教与世俗社会的步调趋向一致时,它们内部就必然会孕育许多希望保持更神圣的信仰的新教派。因此,新教派的兴起一般都是世俗化过程未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可以说,它们是对传统宗教衰落的早期的反抗。而宗教创新则多在传统宗教衰落后期出现。根据斯达克等人的统计,80%的宗教复兴出现在19世纪或20世纪初,但60%的宗教创新却是在1959年后出现的。由于两种形式在出现时间上的不同,它们的成员增长率与传统教会成员增长率的比值也不相同。宗教复兴中新教派成员增长率与传统教会成员增长率的比值呈正值(+.25)。换言之,宗教复兴一般在传统宗教还比较强的时候出现。这种现象也说明为什么目前新兴宗教的出现要比新教派多得多。除此之外,宗教复兴与宗教创新对世俗化的反抗方式也不相同。宗教复兴中出现的教派,一般比其母体在教义、组织、礼义等等方面更为保守。它们常常以现代化世俗化为敌,提倡还其传统的原初面貌,因而其口号更为激烈,其行动与现代社会的关系相对来说更为格格不入。而新宗教的情况则复杂得多,其中有与世俗化对立,靠个人崇拜、迷信巫术或避世等手段来反抗世俗化的极端保守团体,也有对现代化世俗化采取顺应态度来维持自身信仰的团体,如巴哈教,其教义以伦理道德为主,涉及环境保护、人权、教育乃至家庭婚姻生儿育女诸方面,其组织形式也更为世俗。
   应该说明的是,不论是宗教的复兴还是宗教的创新,都不可能替代传统宗教对实在的解释,因而也不能将向前迈进的更发达更世俗的社会扭转到万流归宗的时代。
   4.关于世俗化与宗教之未来
   任何关于世俗化问题的思考,都是以思考者的宗教定义为基础的。而在宗教定义问题上,可以说是有多少思考者,就有多少条定义。因此宗教社会学家们对世俗化的看法是形形色色众说纷纭的。但就其对世俗化的态度而言,却大致以三类为典型:积极的、消极的、中立的。这三类态度在对待与世俗化密切相关的宗教之未来的问题上,则呈现出三种相应的观点:乐观的、悲观的、中立的。
   我们以美国宗教社会学家罗伯待·贝拉的看法为积极一乐观类型的代表。
   贝拉把宗教定义为“将人与其生存的终极条件联系起来的一套象征形式和行为。”①在贝拉看来,这套象征形式和行为随着社会的复杂化而逐渐向前进化。世俗化是现代工业社会日益增加的复杂性和差异性的一部分。在现代社会,宗教在世俗化的影响之下已变为主要是私人的事情了,但这种变化是一种积极的变化。按贝拉的观点,世俗化引起的这种宗教私人化,使宗教较少受到组织化的控制,它允许个人选择他们所要接受的世界观,个人有更大的自主性去创造其自己的意义体系。自主性是人类进步的表现,因而这种具有自主性的宗教,是宗教发展的高级阶段,即现代宗教。①在此,贝拉为世俗化的进展欢呼,世俗化促进了宗教的发展,宗教在现代社会的前途是光明的。
   美国宗教社会学家彼得·贝格尔的看法,则是消极-悲观类型之典型。
   贝格尔认为,宗教是“用神圣的方式来进行秩序化的人类活动。”②由于每一个人类社会都是一种建构秩序与意义世界的活动,因而宗教在人类社会中起着一种战略作用,它为人类建构的世界提供一种共同的意义,它意味着“最大限度地达到人的自我外在化,最大限度地达到人向实在输入他自己的意义的目的。”③在贝格尔看来,世俗化引起了宗教的两极分化,向秩序和制度最公开与最私有的方面,即国家与家庭两个方面的分化。世俗化引起的政教分离,使国家不再是代表曾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制度的强制力量了。没有政治参与色彩的宗教,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修辞与点缀。在家庭方面,宗教虽然仍具有巨大的实际潜力,但这种私人化的宗教已不再有力量去完成传统宗教的任务:建立一个能够赋予每一个人以终极意义的共同世界。贝格尔认为,宗教提供的统一象征与统一世界观,就象一块神圣的帷幕支撑着人类建构的十分脆弱的世界。现在,世俗化使得宗教成了一块支离破碎的帷幕,即使它是神圣的,也不再能支撑整个人类社会。反之,产生并成为宗教存在之基础的人类社会,也因世俗化而丧失了对其具有神圣性的合理解释,它同样也不能再支持那块帷幕。为此,贝格尔为宗教在工业化社会的前途感到悲观失望。
   德国宗教社会学家托马斯·鲁克曼的宗教定义,决定了他在世俗化与宗教未来这一问题上采取的中立态度。
   鲁克曼认为,宗教是“人类有机体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通过构造客观的、有道德约束力的、包罗万象的意义世界,从而超越自己的生物性。”④在此,宗教不仅仅如杜尔凯姆所言,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且还成了典型的人类学现象。在鲁克曼眼里,宗教就是象征性的自我超越,因而一切真正属于人性的东西,本身就具有宗教性。因而他认为世俗化不会导致人类宗教性的衰落。宗教之未来是宗教替换形式的出现。这种形式在大多数人看来不象宗教,因为它由于私人化而缺乏制度体制结构,不再具有传统宗教的特征。为此鲁克曼呼吁大家应理解宗教在当代的这种现象。
   理论界的情况大致如上述三种类型,而宗教界的情况要相对趋向一致得多。尽管在持续不断日益增长的世俗化倾向面前,宗教自身虽然显示出了复兴与创新的能力,但不可否认的是,信徒在现代化世俗化冲击中呈现的矛盾心态。以基督教徒为例,这种矛盾心态表现为“人不能没有基督教,人却又不能有现在这个样子的基督教。”对此,被天主教称为其当代革新设计师的卡尔·拉纳尔(K·Rahner)在思索基督教未来时所表达的情感,代表了对基督教之未来充满信心的基督徒的思想:“教会总是处身于历史的长河中,而不是位于不动的河岸上,但是在这种运动中,上帝的永恒性总是与它同在,与它的生命、它的真理、它的忠诚同在。因此,比起其他任何历史中的实体来,教会更没有理由害怕自己的历史特性。因为历史潮流并不把它带向死亡之岸,而是带向永生。因此,教会能够而且必须有勇气作出改变,使自己拥有的永恒之物永远常新,并越来越适应于它的需要。”①至于基督徒个人,拉纳尔希望他们拥有教会的勇气和耐心,希望他们去体验变化中的那种永恒性。拉纳尔认为,只有信赖这种种的变化,才会把握住教会中那永恒存在的东西。“是教会自己的圣灵,引导它越来越深入一切真理,进入丰富完满的上帝生命,从而在全部历史之中把这种种变化赋予了教会。”②
   变化这个事实已得到了基督教界的承认,就教会立场而言,将这些变化解释为上帝赋予的使命,一方面是其信仰本身的决定,另一方面也表现了教会面对这种种变化而作出的改变自身的决心。当然,在世俗化这个问题上,伊斯兰世界的情况大不一样。如果说在西方世俗化使得宗教两极分化宗教私人化的现象日益突出,那么,伊斯兰社会的现象则具有与西方社会截然不同的独特性,但目前伊斯兰社会的伊斯兰教复兴运动,并非是限于一般意义上的宗教的回归与复兴,而是伊斯兰世界用以解决其社会独特问题,包括政治、经济、法律、道德、文化及社会生活诸方面问题的一种方式。这是一种既非西方式又非东方式的独特方式。
   除此之外,世界目前的宗教状况也可说明一些问题。根据《1990年大英百科年鉴》的统计,目前全世界50多亿人口中,各种宗教的信仰者占75%,他们分布在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和地区。而且从1980年至1990年这10年中,世界各宗教的信徒增长率几乎与世界总人口的增长率同步。②这一个基本事实实际上已经对宗教之未来作了一个肯定的回答。
   当然我们应该看到,不论是学术界对世俗化与宗教之未来的不同观点,还是宗教呈现的不同现象,都增加了我们对世俗化与宗教之未来评价的难度。由于世俗化过程是人类社会一个漫长的变化过程,这个变化过程又涉及到社会及宗教双方,而社会与宗教双方又呈现相互依赖相关联的辩证关系,因而世俗化过程既是人类社会前进的必然趋势,又是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社会进步的产物,是人类理智化理性化的结果。但是,世俗化并不会导致宗教末日的到来。除了前述世俗化具有的自我特征之外,现代社会中宗教赖以生存的土壤条件仍旧存在。虽然宗教的最大威胁来自科学,但科学只是一种解释自然的方法,它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类的生、老、病、死问题,不可能为人类的种种苦难提供意义。除此之外,现代社会的单一化、非人化、非情感化所造成的人与自然的疏离,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对生态环境过分人为的破坏,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之间的空当给人带来的孤独感、冷漠感与空虚感,都为宗教的存在不断地创造条件。
   ①参见希尔·米歇尔《宗教社会学》基础图书公司,纽约,1973年版,第228~251页。
   ①彼得·贝格尔《神圣的帷幕》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①此数据转引自《当代基督新教》第334页。80年代末以后,基督教信徒的人数有所回升。据1990年的统计,占世界总人口的32.9%。
   ②詹姆斯·C·利文斯顿:《现代基督教思想》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977页。
   ①为了讨论方便,我们在此仍沿用此称谓。
   ①罗伯茨《从社会学角度看宗教》多尔西出版社,1984的版,第117页。
   ①贝拉的宗教进化论将宗教发展分为五个阶段:1.原始阶段;2.古代阶段;3.历史阶段;4.现代早期阶段;5.现代阶段。参见贝拉《信仰之外》(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会社,1970年)一书中的“宗教的进化”一章。
   ②《神圣的帷幕》,第33页。
   ③《神圣的帷幕》,第36页。
   ④罗伯德·罗伯特逊编:《社会学对宗教的解释》牛津出版社,1972年版,第41页。
   ①卡尔·拉纳尔:《属于未来的基督徒》伦敦,1967年版,第35页以下。
   ②同上书。
   ③本文第2个问题曾引用数据说明基督徒人数的下降。70年代后,当欧洲、北美洲、大洋洲的新教徒人数呈下降趋势时,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基督徒却呈上升趋势。故从总数字来看,与世界人口的增长率同步。                                                                     (作者:高师宁)